第六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7頁/共23頁]

本節專門先容集清末狀元、民國時共產黨員兩重身份的章門傳怪傑物吳承仕。

天下日報載北大將遷汴，聞之欣然。吾儕教書匠亦竟然得列於古物南遷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喪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論下去，大略幽燕淪亡已屬定命，而華夷之界則當在河——不，非當也，乃是決定的必在河哉，前人所謂通途但是當指此耳。

這或許恰是胡適每發抗日政論時，既“哀矜敬慎”，又不給抗日潑冷水，而是揆時度勢，知製有節，低調而不失期心。

胡適在《國際流言中的一個胡想》（《獨立批評》第九十號）一文中，重申他的這一主張：“即便華盛頓和倫敦、巴黎、柏林、羅馬的當局都承認了滿洲國，中國的當局和群眾也決不承認它的，更不消說中、滿的聯盟了。”

就在周作人剛從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悲悼亡友劉半農之時，他仍存眷時勢、國事。他曾在寫給曹聚仁的信中，大談日本入侵中國的情勢，“榆關事起，平津騷然，按例避禍如儀”，指出“中國大難恐未有已，高低虛矯之氣尚甚”。並對國人對待中日交兵充滿著“國粹的大言與八股談吐”表示擔憂，“即武備也是大刀隊可勝於空軍，打拳可敵坦克”，以為這是貧乏理性的傷害態度（《跋知堂兩信》）。

這回的事件充足證明前三年東三省二十萬大兵的不抵當是實在無才氣抵當。一年零五個月的清算與彌補還不能抵當，熱河的絕好天險天時還不能抵當，能夠證明這類敗北軍隊遇著當代化的敵軍必將如枯葉之遇勁風，朽木之遇利斧，無有不崩潰之理。

他們把他們的生命獻給了他們的故國。

孤單的周作人在“苦雨齋”寫的讀書條記體的精美散文，給寥落的文壇，添了很多活力和熱烈。讀者能夠常常從《至公報·文藝副刊》《論語》《人間世》《青年界》諸多報刊上，讀到署名知堂、豈明的文雅文章。

海明威的諾貝爾獎獲獎感言，能夠讓我們重新核閱周氏兄弟。

1月7日，周作人寫信給胡適，“規箴良言”：“鄙意對於國事、社會、門生諸方麵，我們現在能夠不談或少管，此即弟兩三年前勸兄勿辦《獨立批評》的意義。”胡適於9日複周作人的長信表示，本身一貫的人生哲學、欲罷不能的責肆認識，是不會竄改的。“老兄定笑我癡迷不悟吧”，予以婉拒。

周作人客觀地評價了魯迅在小說和清算國故方麵的成績，也對乃兄的脾氣做了闡發。特彆值得重視的是，周作人對將魯迅請進神龕的做法，予以怒斥，即便在當下，也極有深切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