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國二十五年（1936）[第15頁/共23頁]

《獨立批評》第四十六號上，頒發了徐炳昶這封信的同時，胡適藉此信也寫了這篇《我的定見也不過如此》（1933年4月11日）發在同期。文章表示，因日本在偽滿洲國題目上毫不讓步，又回絕國聯的調劑並退出國聯，他已經不主張與日本談判了。

俄然全被雲遮了，待到雲開是幾時！

周作人記得十七年前，初見劉半農時，劉半農腳穿灰藍緞幫鞋，錢玄同戲稱此鞋為“魚皮鞋”，遂和劉半農詩曰：

常常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興權勢的定見，不問新舊擺佈，輒靡然從之，此正病在私慾深，世味濃，迷戀前程之故也……白叟的混鬨並不必然是在保守，實在都是在維新。蓋老不循分重在投機趨時。

就在周作人剛從日本返回北平不久，在痛苦悲悼亡友劉半農之時，他仍存眷時勢、國事。他曾在寫給曹聚仁的信中，大談日本入侵中國的情勢，“榆關事起，平津騷然，按例避禍如儀”，指出“中國大難恐未有已，高低虛矯之氣尚甚”。並對國人對待中日交兵充滿著“國粹的大言與八股談吐”表示擔憂，“即武備也是大刀隊可勝於空軍，打拳可敵坦克”，以為這是貧乏理性的傷害態度（《跋知堂兩信》）。

周作人一貫平和淡然，但在此這等刻薄刻薄，定有深層啟事。這讓人想起魯迅那篇《趨時和複古》。該文頒發在1934年8月15日的《申報·自在談》。文章一開首說：

他的本性不但很強，並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倒黴的處所……

繼述王李顧黃，卒光複五千載，羲農舊物，繫獄三年，去食七日，後漁父中山而逝，允推建國功臣。

“為國度做一個諍臣”——胡適抵抗日本、保衛國度的思路

讀周作人上麵的筆墨，還是可見到新文明活動以來文人身上的暖和緩樸拙。

胡適此信，是迴應周作人曾寫信勸胡適凡事不成太熱情，“汔可小休”的，故胡適在信中，反過來又說周作人，“吾兄本身也是故意人，不時發‘諄諄之言’，但胸懷平和，無嚴峻之氣象，故讀者但覺其淡遠，不覺其為‘諄諄之言’”（《胡適來往手劄》）。

1935年冬，北平發作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九抗日救國活動，目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的進一步侵犯和百姓當局的不抵當政策，號令天下群眾起來抗日救國。活動很快生長到天下各地。

因而周作人又作《白叟的混鬨》一文，說：

周作人作為自在主義知識分子，在20世紀30年代不但遭到百姓黨右翼權勢的打壓，同時又在關於“反動文學”的論爭中，已被右翼作家視為異類，遭到否定和攻訐。隻是當時右派們的首要進犯工具是魯迅，周作人冇有遭到更狠惡的炮火進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