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國二十三年（1934）[第8頁/共24頁]

3月，陳獨秀身在上海獄中，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獨秀文存》第十版，始無前例地印了兩千冊。後南京最高法院以“筆墨為叛國之鼓吹”終審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八年。

公祭前幾天，周作人曾致函曹聚仁：

魯迅為其弟辯白，理與情皆站得住腳，但何必非要順帶罵與之不睦的同類呢？

以張恨水之本性，行文之辛辣，更知他仇恨日寇，做齣戲弄土肥原賢二的妙劇，給沉悶的北平增些熱烈，長長國人神情，好啊！

1952年，胡適在《訊息獨立與談吐自在》中說：

選將笑話供人笑，怕惹費事愛肉麻。

不趕熱場孤似鶴，自甘涼血懶如蛇。

1932年春，繼《春明外史》後，近百萬字的長篇小說《金粉世家》在北平《天下日報》副刊連載了六十四個月後，燦然收官。這是張恨水在報紙上連載時候最長、最為顫動，也是給張恨水帶來更大名譽的作品之一。

1936年夏，張恨水又推出《鼓角聲中》《中原豪俠傳》兩部新書，在他和報人張友鸞合辦的《南京人報》上連載。兩書要麼意在提示世人不忘日寇侵犯之威脅，要麼奉告人們加強民族認識。短短幾年，張恨水頒發很多表示中國抗日的相乾作品，兌現了本身在《彎弓集》自序中的“喚醒國人”的一介墨客的寂靜承諾。

按一些人的說法，周作人此行僅僅是為了“訪舊”和“重溫舊夢”。乃至還扯出並死力襯著周作人當年留學時的一段情緣。當年，他到二丁目標伏見館去買書，結識了館仆人之妹乾榮子。乾榮子或給客人端茶，或幫人拿書，一雙赤足，輕巧地在小屋裡走動……不錯，查周作人1937年5月24日日記，確有關於夢見乾榮子的記錄：夢中，乾榮子“問陋字如何寫，末有一豎否”，周作人答，“君寫字必精進，何不為書一紙，即‘色紙’可耳”。為此夢，暮年的周作人和夫人信子常常辯論。由此就鑒定周作人到東京圓夢，就未免荒唐。

在這昏黑的年初，莫說東北三千萬群眾在帝國主義的刺刀下活享福，便是我們的全部國度、全部民族也都淪亡在苦海當中……在這冗長的冬夜裡，我們起碼還能夠做一兩個甜美的溫馨的夢。

《春明外史》在上海顫動，突破了京滬兩地文藝相互架空的格式。20世紀20年代，跟著魯迅定居滬上，全數由共產黨員作家構成的締造社、太陽社也集合到上海，遂有右翼作家為旗號的“反動文學”活動的勃興，上海成為新文學的堡壘。

京兆紹興同是家，布衣袖闊代法衣。

淺顯小說鼓起於清末民初，是應都會市民的瀏覽需求而生的。抑或說，因為新文明活動的勃興，舊的正統的封建文學遭到打擊而日漸滅亡，淺顯文學仰仗當代化都會紛繁呈現、報紙雜誌等當代媒體敏捷發財的契機，獲得遍及的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