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民國二十四年（1935）[第5頁/共42頁]

詩集《死水》有很多抒發小我情懷的詩篇。如有對愛情的絮語，有對親情的詠歎。《大鼓師》閃現了人生的滄桑感，“我”流落天下，唱歌無數，待要為本身老婆唱時，“歌兒早已化作淚兒流了”。《忘記她》是記念早夭女兒的悲歌，“忘記她，像東風裡一出夢，像夢裡一聲鐘”，其幽遠、縹緲的詩句裡，卻儲藏著永久的傷痛。《死水》已拂去了《紅燭》的浪漫輕柔的氣味，承載了太多光陰的印痕。

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寅恪以謂古今中外誌士仁人，常常蕉萃哀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候一地區罷了。蓋彆有超出時候地區之理性存焉。而此超出時候地區之理性，必非其同時候地區之世人所能共喻。

一天，校長司徒雷登在家設席，邀燕京大學西席赴宴，錢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問大師對燕大的印象如何，錢穆坦直而言：本來覺得燕京大學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彆神馳，我來燕大一看，才發明實際並非如此。一入校門就見‘M’樓、‘S’樓，這莫非就是所謂的‘中國化’嗎？我但願把燕大各修建都改成中國名”。

這年7月，劉半農歸天。北大中文係急需找人代替劉半農之缺。文學院院長鬍適找到已任中心研討院社會科學研討所所長的傅斯年，借羅常培濟急。傅除了同意羅到北大，還特為他裝備三位助理。胡適借去羅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償還之事。傅斯年寫信向教員討要：“莘田兄（羅常培）‘借出三年’，可謂‘久借不歸’，無兼任研討員老是‘借出’之理也。”胡合用得順手，終究還是“久借不歸”。

至於傅斯年，魯迅也冤枉了人家。連他本身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謙的信中說：“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挽救法，即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且鼓吹於彆人。我仍不睬，即出校。”傅斯年“大寫其信”，想“挽救法”挽留魯迅，何錯之有？本身如此偏執，也昭昭。聯絡魯迅與很多人的齟齬，並不奇特。

後勞乾回想：

詩集《死水》與詩集《紅燭》的差彆，使詩集合多了深切的社會內容。如《天安門》，寫的是三一八慘案；《荒村》寫的是軍閥統治下農夫的悲苦境遇；《罪惡》寫的是凋敝的都會裡小商小販的艱苦日子；《飛毛腿》寫駱駝祥子們為儲存而苦奔的慘狀。詩中底層群眾的痛苦餬口，構成一幅控告暗中社會餬口的悲慘畫圖。而《死水》一詩，既表達了墨客對暗中社會的完整絕望，“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又瞻仰社會產生竄改，“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甚麼天下”。